真实事件改编的困境——从电影《第八个嫌疑人》说起

　　李宁

　　近两年，国产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备受瞩目。尤其在今年，《保你平安》《消逝的她》《孤注一掷》《八角笼中》《我经由风暴》《学爸》等影片接连涌现，其中许多影戏斩获票房佳绩。这些影片基本都是基于社会新闻或真实事宜所改编，“取材真实”与“关注现实”成为竞相标榜的特色。借助于抖音、微博、小红书等种种社交前言，它们一再制造热门话题、触发民众情绪、形成前言事宜，使得文本内外都显示出显著的新闻化、话题化趋势。同时这一波创作潮水，也让“若何改编真实事宜”的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

　　《第八个嫌疑人》亦是云云。除了主演大鹏推翻自我的演出之外，该片的另一大卖点即是改编自被列为1995年天下十大案件之一的“12·22番禺抢劫运钞车案”。影片的宣传海报上，不仅直接打出了“凭证开国以来最大武装劫钞案真实案件改编”的口号，还着重圈出了“真实”二字。真实案件、警匪对决、影帝飙戏，加上抖音等社交前言的延续助推，让影片的话题度延续居高不下。

　　然而从最终的出现效果来看，“真实事宜改编”这一最醒目的标签，反而沦为了影片最大的软肋。

　　事宜依赖症：

　　影片成为巨细事宜之间的简朴拼接

　　对于真人真事的改编，需要掌握好真实事宜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平衡关系；影戏《第八个嫌疑人》显然过分忠实于案件自己，患上了一种“事宜依赖症”。

　　从故事角度来看，影片险些按部就班地参照原案件，展现了主人公从谋害抢劫、潜逃外洋、更名换姓到最终伏诛的全历程。创作者在类型与气概上着实颇有想法：前半部门偏向生猛凌厉的港式警匪类型片，后半部门则转向加倍写实和一样平常的气概。但整个故事平铺直叙，主要人物的运气尽在观众的掌握之中，缺乏戏剧性与悬疑感。片名“第八个嫌疑人”所制造的悬念在影片中始终没能体现出来，酿成了无关紧要的噱头，若干有些问题党的嫌疑。改编原本应是一种艺术再缔造，但《第八个嫌疑人》险些拍成了简略乏味的案情回首。

　　更显著的问题在于，创作者没有深入意识到，文艺作品改编与真人真事改编并纷歧样。

　　例如，基于文学作品的影戏改编，往往已经经由了原作者对于现实生涯的过滤和编织，有较为顺畅的故事逻辑为基底。但现实生涯中的社会新闻等事宜，其发生经常具有突发性与有时性。将其搬演至大银幕上，就要以合理的叙事逻辑来刷新与串联起有时的一样平常事宜，挖掘一样平常事宜背后的深层动因，赋予现实生涯以一种结构与意义。但《第八个嫌疑人》中种种情节之间的串联，险些都靠巧合来实现。警员王守月（林家栋饰）由于交通噪音问题首次到访陈信文（大鹏饰）的修建公司，便意外撞见了陈信文等人谋害抢劫的现场；王守月发现潜逃多年的陈信文的踪迹，靠的竟然是有时点开的一条同伙圈；王守月找到陈信文的落脚点，也是通过随机询问路人；杨芳（齐溪饰）则仅凭一句“老乡”，就将生疏人引进了家门。过多的巧合段落弱化了故事的合理性，让影片成为巨细事宜之间的简朴拼接。

　　工具人群像：

　　人物之间缺少了纠葛感和宿命感

看！镜头内外的生活如此火热——走近青年纪录片创作者

贴近当下、关注现实，这些出自青年纪录片创作者之手的作品把生活的火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与他们同龄的观众中，激起一场纪录片热潮。

　　对于事宜自己的太过依赖，不仅使得《第八个嫌疑人》过分使用巧合手法来连缀情节，也让影片的人物塑造过于凸显功效性而忽略了立体感。除了主角陈信文因更名换姓而带来的人物性格厚实度之外，其他一众角色险些都沦为了人物功效单一化、缺乏厚实前史与深层念头的工具人。

　　就劫钞团伙而言，影片只是直接突兀地交接他们谋划、实行与被捕的历程，并没有深挖几位劫匪的念头与心理。例如，除了陈信文和陈欣年（孙阳饰）之外，其他五位劫匪为何走上了以身试法的蹊径？他们有着怎样各自差其余人物前史？影片并不试图作出注释，只是让几位劫匪各司其职——他们的义务就是介入劫钞设计，并因高调虚耗而顺遂被捕，确保故事中只剩下陈信文兄弟二人逍遥法外。

　　即即是对于劫匪头目陈信文，其人物铺垫也并不充实。陈信文虽然遇到了生意上的挫败和资金的危急，但为何下定刻意冒此风险？影片没有给出充实说明，只是用与堂弟陈欣年抢劫出租车的少年往事来搪塞了事。片中陈信文被尊称“文爷”、并被父亲夸赞“伶俐”，但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其傲人的江湖气概或伶俐才智，描绘的更多是其潦倒失意、低调隐身的一面。而若是具备上述品质的话，陈信文应该会对抢劫作出详细周全的设计而非仓皇出逃，也应该会郑重行事从而制止最后作为围观群众误入新闻镜头而露出行踪。

　　正面人物中，警员何蓝（张颂文饰）也是典型的工具人。观众对于他的身世靠山、情绪状态等一概不知，其人物职能就是自动取代王守月介入抓捕行动并中枪身亡，从而造成后者多年的负疚感。这一人物的所有魅力依赖的并非情节逻辑中的人物行为，而是来自于演员在演出中的细节：他在牺牲前强忍疼痛将子弹退出弹夹的行为，才让这一人物散发出些许真实的质感。

　　由于诸多人物缺乏详细铺垫，导致角色之间并未能构建起深挚的关系。整体来看，陈信文/陈欣年与王守月/何蓝一邪一正的兄弟情、陈信文/王守月的对手戏是影片中最为主要的三对人物关系，但除了陈信文与陈欣年兄弟俩的生死友谊稍显悦耳之外，其他两对人物关系的构建都不甚乐成——影片对于王守月与何蓝二人的情绪关系描绘不足，导致王守月直至退休仍一心捉拿凶手的执念变得并不令人信服；而作为警匪片中常见的“是非双雄”设置，陈信文与王守月二人在故事前半段险些没有实质性的人生交集，这就让他们少了许多棋逢对手的纠葛感和故人重逢的宿命感。

　　意义的匮乏：

　　正面人物未能制衡反面人物的熏染力

　　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警匪片作为一种影戏类型，其往往会借助犯罪故事出现人性与社会的某种失序状态，进而纾解团体的某种焦虑或逆境。但对于表层案件的过分关注，阻碍了《第八个嫌疑人》将眼光进一步投向社会事宜背后的人性庞大性状态与社会结构性问题。

　　影片的英文名为Dust To Dust，从陈信文兄弟俩苦心孤诣潜藏多年仍然难逃法网的履历，简直能够体会到一种人世迷茫、灰尘落定的宿命感。除此之外，影片更像是一部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主题的法制教育片。现实上，借助这则发生在20世纪90年月并延伸至21世纪的案件，影片原本可以观照一下我国快速推进的社会历程中所露出出的某些症候，从而生发出更为深刻的意义与价值。但显然创作者的眼光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几小我私人物中，缺乏了一种加倍广漠的视野。

　　导演李子俊在访谈中曾提及，他要借助这部影戏来探讨其中的人性和道德问题。但现实上，影片对于人性的探讨并不深入，尚且停留在“犯罪者也有人性”的层面。片中对于人性庞大性的誊写也较为外化：一方面借助行凶事宜来凸显陈信文心狠手辣的性格，另一方面借助温馨的家庭关系描绘其温情柔软的性格。至于陈信文加倍庞大的心理状态，影片描绘得显然还不够。

　　值得注重的是，通过陈信文这一人物，影片应和了当下国产影视剧热衷于塑造悲剧式反面人物的潮水。近年来，国产影视剧中涌现出高启强（《狂飙》）、叶文洁（《三体》）、祁同伟（《人民的名义》）、张东升（《隐秘的角落》）、沈默（《漫长的季节》）等一大批性格庞大且带有悲剧性色彩的反面人物，陈信文似乎也可归入这一行列。片中，陈信文被塑造为一个疼爱妻女、忖量父亲、维护兄弟的好男子形象，俨然一位质朴真诚的家庭伦理观的代言人。其中有一幕尤其令人动容：在以莫志强的身份步入新婚的当日，陈信文拨通了老父亲的电话，面临手机无言地膜拜在地。此类场景，很难不令人对其发生同情与同情。但问题在于，影片并没有对陈信文的庞大人性做出深层的溯源与注释，只是为了庞大而庞大、为了同情而同情。同时，王守月、何蓝等正面人物的塑造着实单薄，未能制衡反面人物的熏染力。于是，对于陈信文这一反面人物的过分共情，也就在一定水平上蕴含了恶的正当化的危险。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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